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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1    作者:    上传时间:2012-05-02

   本文提出如下四个观点作为立论:其一,大学本身就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的文化社会组织;其二,没有文化底蕴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三,一所追求卓越的大学,如果缺乏卓越的大学文化,其永远不可能成为卓越的大学;其四,当前大学的发展和完善有三大内部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质量提高,文化建设,制度创新。质量提高是大学的目标所在,文化建设是大学的目标内涵,制度创新是大学目标实现的法规保障。就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而言,不重视自身文化之改善之建设及其对大学教育影响之研究是不可理喻的。为此,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手高等教育出版社率先发起大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有其极大的现实意义。对我国现阶段而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尤为必要:一方面,当前我们的“大学文化”现象存在的很多问题不容乐观;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是我们党的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大学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组织,责无旁贷地负有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重任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使命。本文从四个层面即大学文化的内涵、大学文化的作用、大学文化的问题、大学文化的构建,讨论大学文化的改善和建设的基本问题。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

  总体而言,文化是个似是而非、边界不清楚且很难确定的一个概念。为此,关于文化概念的确切表述学术界有过较长时期的争论,据称有个关于“文化”的研讨会争论了4天最后还是未能达成对“文化”概念的统一认识,有人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目前有200种之多。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在人们比较普遍接受关于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及“文化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的广义理解之同时,在对文化的共有要素的认识方面,似乎已经持有统一的意见。譬如,对所谓最早给文化定义为“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的观点,后来者如《跨文化传通》的作者萨姆瓦等一批学者均持相近的意见,他们认同文化是一种积淀物,不仅指文学、艺术、音乐等,也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价值、信仰、观念、语言,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习得的和所获得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从文化分类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界定大学文化是相对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参与其间的普遍文化而言的一种主要是大学成员参与的特殊文化,即一种针对大学特殊群体而言的区域文化。严格讲,“大学文化”含有“文化”概念应有的内涵,但它又是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加以吸收并融人自己大学意志和个性的文化结构,这就使它又内含不同一般的诸如理想化、集约化、稳定性、批判性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大学文化以其文化的形态影响教育的作用及重要性既突出又持久。
套用文化的一般定义,大学文化可泛指大学内部的一切活动及活动方式。大学文化对学校所有成员尤其是对学生具有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的所有文化要素包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传统风气、生活方式、心理氛围、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学校制度、物质环境等。它们涵盖于主要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主要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以及主要由大学的物理空间、物质设施构成的环境文化之中。三者形成一个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环境文化处外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对学校教育发生影响的文化同心圆。通常而言,有怎样的精神文化就有怎样的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动力,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在精神文化的驱动下,围绕精神文化的主轴旋转,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环境。
 
二、大学文化的作用
 
  为什么要研究大学文化?因为它对大学教育具有影响,并且是其它教育手段所不能替代的影响。大学文化的作用问题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发生什么作用,另是文化如何发生作用。关于大学文化的基本作用讨论较多,概括起来如下:价值导向,情操陶冶,心理建构,行为约束,集体凝聚等。对此本文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大学文化如何影响大学教育即文化作用的机理问题。
  存在决定意识,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于是“文化即环境,环境即存在,文化决定意识”的逻辑成立。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学校教育目的的达成与否及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创设的教育环境,教育环境的品位极大地影响到学校造就的人的品质。杜威认为:成年人有意识地控制未成熟者所受的教育,唯一的方法是控制他们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行动、思考和感受。话虽有些绝对,但说明了环境对教育的作用。为了强化学校文化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在其名著《帕夫雷什中学》中告诉人们:我们在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感受过牛津大学浓郁文化氛围影响的人无不赞同:对牛津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和环境。当“育人”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确定之后,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即教育环境或改善育人环境,就成为学校工作的主线,学校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个工作主线展开。这就使我们获得一个结论:学生绝非仅在课堂里或说教中成长,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氛围的影响中成长。这也就决定了:学校文化是一种通过环境的创设营建、改造完善以影响教育的教育手段。大学文化正是通过对教育环境的形成或改善而对教育发生影响产生作用的。这就是大学文化对教育的作用机理。在推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难怪我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首先要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修养,最重要是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
  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的素质改善、发展、提高是不能完全靠自发完成即完全自我实现的,这是教育必须存在的理由。但是作为教育者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教育能否产生预期结果不仅取决于教育者的外加作用,更取决于或最终取决于受教育者自身的内部接受,即外来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受教育者内化过程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是靠自己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积极主动的思维和体感学到东西,而并非作为被动的被迫的听讲者学到东西。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征的教育外化为虽带有教育意图但却以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大学环境,它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或潜性课程参与教育全过程的非强制性教育手段,是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的方式实现教育目的并影响教育。大学文化具有神示、启迪、感化学生的作用,使之产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教育效果。但我们说清华大学的学子有清华学子的神韵,北京大学的有北大学子的气质,那都是大学文化浸陶的结果而非其他的作用。
 
三、大学文化的问题
 
  如同教育既有改善、发展、塑造人的作用,又有压抑、扭曲、扼制人的作用一样,大学文化亦是一把双刃剑,其究竟起良性的教育作用还是不良的反教育作用,决定于它是良性文化还是非良性文化。大学文化作用的讨论,使我们在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在教育活动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之同时,也不得不对大学文化中的不良现象予以必要的敏感。严格考察大学,不难发现大学文化并未受到必要的重视而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而已经出现与大学文化属性不符并且会对学生发生不良影响的文化倾向,如大学文化的庸俗化、趋同化及简单化。
  所谓大学文化的庸俗化,即大学趋向非规范、非道德、非健康、非自律,甚而偏离大学组织本质属性的不良现象、不良行为有“蔚然成风”之势。不良的文化倾向可以概括为四方面:其一,官本位倾向。所谓“官本位”,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奉,惟官是从,惟官是大。由此导致的攀炎附势、权学交易、俯首听命等拜官主义价值取向,使大学好似官僚体制的附庸而非学术机构。其二,市侩作风。“市侩”指惟利是图的商人,市侩作风则指商人惟利是图的意识及行为态度和行为方式,为一种拜金主义现象。当前大学最典型的市侩作风就是“学商不分”、“钱学交易”,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横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和削弱自己以人力资源开发为目的的学术性征,而对急功近利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特别热衷。昔日庄重的学府渐呈浮躁的“学店”之像。其三,学术行为不良。当前人们对学术腐败的大声疾呼,实际多为对学术不良行为的痛恨。这些行为在大学内部的大量发生确实对大学知识殿堂的声誉及其庄重性起了极坏的影响。大学这昔日的一块净土,其学术诚信已经出现危机。如学术上的造假、抄袭、剿窃、粗制滥造,学术评审的非客观性,学术的近亲繁殖等。此等现象实在让学术及其学术者多少有些斯文扫地,大失以追求和捍卫科学和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组织及其成员的儒雅大风。其四,犬儒现象。“犬儒”,原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学家,后来泛指玩世不恭的人。何谓“玩世不恭”,即不把现实放在眼里,对任何事都采取不严肃的态度。曾几何时,社会庸俗之风已经全面侵人大学的机体,侵蚀着大学原有的高尚和儒雅,对大学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其领导、其师生、其员工或多或少都在发生蚀化的作用。诸如吃喝风、送礼风、裙带风、麻将扑克风、关系风、小团体、小山头等比比皆是,大学渐已成为社会世俗现象的大观园。相当数量的大学干部及教师其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严肃不足、随意甚至轻佻有余,已与文人雅士相去渐远且几近社会世俗。长此下去,他们对学生如何能起到为人师表的道德楷模的作用?大学玩世不恭之犬儒现象不戒,大学的堕落将不可避免。
  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学术组织。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因此,大学是讲究庄重、尊严、神圣、自律并且教人以庄重、尊严、神圣、自律的地方,学者期待在这里潜心治学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学生期待在这里找到良师益友孜孜求学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如果大学失去了其以往的庄重、尊严、神圣、自律,其还是让人憧憬、崇敬、向往的大学吗?任大学文化庸俗化泛滥,其一危及中国学术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其二危及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其三危及大学文化的先进性。为此,对于滋生于大学内部的任何鄙陋庸俗、不高尚、不纯洁的文化庸俗化行为,无法容忍不能原谅必须批判。因为,大学毕竟是社会的道德良心,民族的文化希望,国家的科学脊梁!
  所谓大学文化的趋同化,即大学文化的无个性无特色无批判性和无创新性,为一种大学文化的清一色和一统化现象。我们批评大学似乎暮气沉沉缺乏大学应有的朝气和活力,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学缺少富有个性、特色浓郁的文化氛围。众所周知,随着大学发展的深入和成熟,统一性和多样性已成为大学的规律性特征。前者表现为大学本质属性的一致性,后者则表现为大学办学的个性化,即大学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当表现出具有独自风格特色的个性,不必追求统一的模式。大学发展的生机活力及其竞争力所在就在多样化。大学如此,大学文化亦然。遗憾的是,如同不少大学办学目标出现了诸如强求学科专业的大齐全,学位层次的大完整,招生数量的大规模,科学研究的大项目、大成果、大奖励等等趋同化的倾向一样,大学文化的趋同化也十分严重,突出表现在:精神文化的过于政治化,制度文化的过于刻板化,环境文化的过于世俗化,等等。君不见那么多的大学尤其是地方大学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无不有媚上跟风随俗的习惯。一讲精神文化建设,似乎只有政治理论入脑入心入课堂;一讲制度文化建设,似乎只有严肃校规校纪;一讲环境文化建设,似乎只有不惜代价拆巨资建新校区。大学文化的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博大,何止如此之狭隘?我们期待大学具有排斥社会不良文化影响的免疫力,然而大学并非是不食烟火的与世隔绝体,其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同样具有被社会同化的可能。尽管如此,帮助大学生排除来自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依然是学校不能放弃的职责。而大学要担负起文化排异的责任,首先必须依靠大学自身文化环境的净化而非浊化。大学之媚上跟风随俗的形式主义文化盛行,我们岂能期待大学培养出具有一身正气、富有批判精神、勇于创新进取、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事业心的社会主义新人?大学文化载于大学之体,但大学文化不是大学可有可无的附庸,大学文化负有改造、塑造大学的使命。大学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大学文化的个性,没有文化的个性,岂有富有个性的大学?大学文化的趋同化说重了就是大学的无文化,是大学必须警视的一种文化问题。
  所谓大学文化的简单化,即大学文化的肤浅性、无深度及缺乏人文性。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在于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没有文化底蕴的大学绝非真正意义的大学。当前大学文化的一个缺失就在于,我们一谈大学文化似乎就是校园文化,而校园文化似乎又是学生社团文化。由此则把大学文化的作用或目的降低到活跃丰富学生文化生活,培养学生文化兴趣,发展学生文化特长,增强学生才干的层次。于是学校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似乎就是在校园内举办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大学社团提供更多的活动经费,满足学生的多种文化需求等等。其实这是大学文化认识的一个误区。西方学者认为,大学教育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责任,就是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供一个创造和积蓄社会资本的机会及场所。而杜维明先生指出:“在一个复杂文明的社会中,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我们更需要累积社会资本”,“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还必须有文化能力”。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大学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学的一个共识和一种努力。从大学文化的教育功能而言,大学文化的真谛在于培养学生健康的文化意识,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积累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能力,使他们成为关心政治,对人类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均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正直的具有道义感的好公民”。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大学文化的建设尤须强化大学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环境的营建。此外,人文环境和人文关怀环境对大学自身的完善而言亦十分重要。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就意识到:“全球化注定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对一所大学而言,“如果内部没有悠久的讲学传统或教授间良性的跨系科的对话、切磋、研习之风,学者之间没有辩难,那么步入这种大学,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有雄厚的资金,这所大学也将很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自1995年起由华中理工大学发起推动的人文素质教育,说明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中世纪大学重视所谓“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从而在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和成就。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推进人文素质教育的进程中,不少学校仍旧停留在一般意义的校园文化改善和营建层次上,在具有文化深度和文化底蕴的人文环境的营造方面缺乏研究和有效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人文教育缺乏恒久性、缺乏深刻性、缺乏长效性的必纠的原因。
 
四、大学文化的建设
 
  笼统地研究大学文化,也许会使我们在思想上认识到大学文化的重要性。然而教育者的任务不仅要思考大学文化,更重要的是建设大学文化使之发挥应有或更大的作用。正如文化的定义难以把握,为此有必要从其外延即文化的要素去理解文化一样,大学文化的建设则应从大学文化的具体层次及其要素着手。
  第一,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的核心文化,它是大学文化主体长期实践经历史的积淀、选择、凝练、发展而成的,高度成熟并为大学成员一致认同的深层次的主体文化。其建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对内能创设一个积极健康、奋发向上,影响校内成员价值选择、人格塑造、思维方式、精神气质、道德情感、行为模式的大学氛围;同时对外它表现为大学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精神风貌以及学校的个性和魅力所在。精神文化虽无制度文化、环境文化那种直观可视的特点,然而由于它已经浸透和附着在校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身上,从而使人无时不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及由它透射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文化感染力、凝聚力和震撼力。精神文化的建构,主要通过大学的使命、校训、校风及名师文化等文化要素形成和成熟而起作用。(1)所谓大学使命是人们对大学组织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认定,亦是人们对大学组织应有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要求。有时它完全以大学组织的宗旨、目的和理想表现出来。任何大学不论其大小都应当有自己的使命,并在使命确定的基础上,明确大学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大学使命就是大学的文化使命,是大学文化的精神所在和价值取向。世界名校之所以卓尔不群为世界大学的学术领袖,就在于他们始终坚持:探求真理和学问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剑桥大学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她从未放弃自己“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准的教育、学习与研究,从而对社会做出贡献”和“思想和表达的自由,避免歧视”的文化使命。(2)所谓校训则是经由大学提出的对学生的道德要求、行为约束、品行养成的训诫,反映了大学的理想和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了大学对学生的一种期望和要求。一个能反映学校文化核心、抓住大学文化灵魂的、言简意赅简练精深的好校训,在长期的学校文化实践中一经师生共同接受并加以自觉弘护传承,就会演化为代表大学整体价值追求的主体精神,并以学校主体文化的形式居于大学文化的最高层次,凝固成沁人心灵,具有强大感召力、渗透力的大学文化主旋律并酿为大学持久传承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如哈佛大学的“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与真理为友”,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台湾淡江大学的“贵在做人”等都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大学的精神向往和价值追求,从而深入师生人心并激励他们努力实践之,这就是精神文化的力量。(3)所谓名师文化指由著名教授教书育人及其生活轶事形成的一种大学文化。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教师的作用不可低估,不仅在于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文化传递者,还在于教师是相对稳定的非流动的大学主体,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种最直接的影响学生的力量。如同我们难以想象“若没有牛津、剑桥大学,英国还是我们心目中的英国吗?失去了哥廷根、莱比锡、柏林、海森堡等大学,德国的哲学、科学、艺术还剩下多少?如果没有北大、清华大学,我们怎么看现代中国?”一样,我们也很难想象若没有梅贻琦、梁启超、朱自清、潘光旦、刘仙洲、冯友兰、吴有训、华罗庚、钱三强、张光斗等等一大批名师,清华还是清华吗?若没有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俞平伯、马寅初、季羡林等,北大还是我们心目中的北大吗?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没有名教授也就不成其为名大学。西南联大办学时间虽短、条件虽艰苦,但却培养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卓杰人才,原因就在于西南联大拥有一大批人格高贵、学有造诣的著名教授,他们以自己艰苦奋斗、严谨治学、崇尚真理的精神和态度,营造了有利学生艰苦玉成的优良校风。对此杨振宁、李政道至今耿耿于怀联大的学生岁月,并矢志不忘联大师长们给与他们的精神和文化恩泽。由于师生间有不同寻常的感情,因此教师的治学态度、方法及人格魅力更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因此,名师文化的培育、营建和传颂,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
  第二,大学制度文化的建设。大学文化可以归纳为大学意志的选择和非意志的自成这两种类型文化,由此决定了大学的文化是制度化文化和非制度化文化相融的复合体。经学校意志选择的制度化文化,具有强烈的、鲜明的规范性、组织性,属于校园范围内必须强制执行的和严格遵从的文化类型,如培养目标、教学制度、校规校纪等。由于人们只有在所处的文化中习得文化,人们的信仰也是以自己所处的环境为条件的。因此,人的包括大学生的发展和完善并不是完全能自然实现的,因此,制度文化是使大学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哈佛大学就是教学制度文化造就的世界名大学,自1860年以来其七任校长就从未停止过教学制度的改革。牛津、剑桥大学亦然,他们就是学院制度和导师制度的成功结果。必须指出的是,制度文化虽具有强制性,但其一旦经校园主体认同并成为内心接受,就会形成为师生自觉遵从和维护的无需强制便能发生教育影响的精神要求。此如美国学者P. K.博克所说:制度“文化有一种似非而是之处,它通过约束人的行为而使人获得解放”。大学的宣誓文化就有这样的作用。譬如佛吉尼亚大学从其创校之父杰佛逊起就建立了荣誉制度,即每个学生从进校起就必须在杰佛逊像前庄严宣誓承诺:“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没有说谎、欺骗和偷窃。”并保证决不背叛学校的荣誉体系。杰佛逊认为:对于一些有意践踏对其信任者的人毫不留情地惩罚,正是为了保证所有佛吉尼亚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区。荣誉体系的建立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学生生活在一个讲诚信的学校社会,以此培养学生诚信的生活态度。荣誉体系的执法者由学生自己担任。凡违反学校荣誉的学生,荣誉法庭决不留情,不论其背景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离校。凡学生上交的作业、论文及试卷,都必须在首页写下如下的誓言:On my honor as a student I have neither given nor received any help for this assignment/ test.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生活,日长天久学生都能深深体会到大家都格守信用、彼此诚信带来的愉悦和自尊。无独有偶,英国爱丁堡大学亦设有一项宣誓制度,凡新生人学都要签如下誓约:我,爱丁堡大学学生,真诚郑重地承诺,我将永远尽责,勤勉地做学问;我愿意接受学院评议会任何有关教学、法规的裁决;我同时了解,如果诸位委员对我的研究和行为表现有任何不尽满意之处,有权开除我的学籍;作为一个校友,我也应允,在任何场合,都将竭尽全力,回报我的感激之情,至死不渝。正是这一鞭策学生努力向学,并警醒学生终生不使学校蒙羞的宣誓制度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价值理念逐渐为历届学生的内心接受,从而使之已经凝固为毋须强制就能在代代学生中自然传承的并以非制度文化形式发生作用的学校制度文化传统。
  第三,大学环境文化的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除了正规的课程以外,学生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也是一种教育要素或反教育要素。一个肮脏的环境培育不出环保意识和美学意识……”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步入著名学府,总能感到校园里有种奔涌的、富有生命的东西在撞击你的心灵,它使你感动、兴奋、激越、升腾,这种东西不是其它,就是大学特有的无形之精神文化和有形之物理环境文化的复合体。可以说忽视环境文化对人产生的教育影响和精神陶冶作用是愚蠢的。走进斯坦福大学,其一色土黄石墙、土红屋顶、拱廊相接、棕桐成阴、风情别具,给人恬静典雅、美丽如画的精神享受,让人流连忘返。置身于这样的大学环境,其学子岂能不爱上自己的大学并使其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乔丹看来,大学的建筑也将对学生的培养教育起到积极作用,每一块砌墙的石头都势必会给学生以美和真的熏陶。在环境文化的建设中,还必须重视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对历史名校而言尤其必要。大学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没有历史底蕴的大学很难说是有文化底蕴的大学。历史文物是大学发展的见证者,是不可多得的大学遗产,是大学最可珍惜的最富有教育力量和影响的环境文化。
  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利用文化的手段来正面影响大学生,那么校园内自发形成的负面文化就会抑制学校预期的教育效果,这可以说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最低要求;而最高要求则在于,通过大学文化的参与和作用,改善教育的方式以提高教育的绩效,培养既有专业技能又拥有充分的社会资本,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正直的、有道义感的、能为中国之先进文化发展有所作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文化建设更多是大学自己的事情,因此,大学校长必须对大学文化的改善和建设负有更大的责任。在大学文化建设的责任承担中:其一,大学校长必须注意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及大学环境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强化相互转变,使文化影响的效果达至最大;其二,必须注意大学共性文化与个性文化的结合,在坚持大学文化共性的基础上,应该善于发现并积极培育能反映大学独有精神和文化特征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大学个性文化。

网络编辑: 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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